拥有香港中文大学、长江商学院双重教授身份的郎咸平先生，近期因不断抨击海尔、格林柯尔等著名企业而成为舆论的焦点。在郎先生的种种言论中，有三个观点最惊世骇俗：一是他强调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他的论点都经过严密推理，而反对他观点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二是反复强调自己一片公心，“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而那些反对自己的学者，则是“不独立的学者”、“拍脑袋的学者”；三是“目前（中国）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发生了“思想上的错误”，强烈建议“应立即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先生的激进言论，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本已按部就班进行的“国退民进”改革遭遇意想不到的寒流，一时间竟博得无数人的喝彩。为证明自己高瞻远瞩，郎先生还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如果两年前股民肯听他的话，就不会被套牢。”“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口气之自信之肯定，整个中国经济学界无出其右。

　　但令郎先生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观点最近遭到了吴敬琏、张维迎、汪康懋等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的否定或反驳，不过，一向极为自信的他对此嗤之以鼻，并一再称内地一些经济学家“没有研究”，纯粹是“拍脑袋的学者”。

　　郎先生是否果真如他所说：他的论点都经得起严密推理，他一向“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国家“应立即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撇开其前些年的言论不谈，仅就其最近一年多来的言行看，这位批评别人“拍脑袋”、“不独立”的教授，似乎并未像其宣称的那样他的观点都言之确凿，相反地，对同一个问题，随时间、地点的变化，常常有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

　　大家最熟悉的是，郎先生8月初在复旦大学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国退民进”中炮制了一个“民企神话”，以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巧取豪夺”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四家公司。然而，在顾以“诽谤罪”将其告上香港高等法院后没几天，郎先生所指导的一帮人在南方都市报撰文竟称：顾雏军以9亿多元人民币，掌控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响当当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6亿。

　　一向强调以数据说话的郎先生，突然间将顾的收购资金从“3亿多元”提高到“9亿多元人民币”，不知道前次是信口开河，还是为在与顾对簿公堂时多一些胜算而被迫改口。

　　不仅如此，在论证“国有资产不应该退出”、“好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等观点时，郎先生以自己所做的数据说：“我发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国有企业是1.113倍，民营企业是0.97倍，所以以这个数字来看国有企业比较好。”但翻开郎先生5个月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的数据却让他自打耳光：“不论以基准利润率而言，或以披露利润率而言，经营绩效最好的就是私营企业，其基准利润率高达12.7%，而披露利润率……也有3%……国营企业的经营绩效是最差的，其基准利润率只有0.71%，而其披露利润率只有-1.39%的水平。这个数据说明了国退民进的正当性。”

　　郎先生如此处理数据的方式和态度，怎么也难让人将他与那个媒体宣扬的以重数据研究、治学严谨著称的郎教授联系在一起。的确，郎先生做到了如他所宣称的“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但郎先生所用的数据前后却往往颠三倒四，令较真的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

　　强调严密推理的郎先生，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常一波三折、一变再变。比如郎先生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指责顾雏军通过“七板斧”炮制“民企神话”，强烈建议停止目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但其后不久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却说：“我从没说过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革。”仅过两天，郎先生出席“中美商业领袖论坛”时又改了口：“公开拍卖公正合理地转让国有资产当然很好，但以中国目前的法治环境，有可能做到吗？既然做不到，就应该暂时停止。”

　　郎先生高调宣扬自己“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乃至于“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并主张“政府有关单位一定要立法禁止企业家的各种灰色行为。” 不过，仅仅大半年以前，辽宁省政府对华晨集团前董事长仰融以涉嫌侵占国有资产之罪而正式通缉、批捕时，郎先生却受他委托出任调解人，声称 “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力主双方“私了”。期间，郎咸平在国内媒体发表了多篇文章，一再强调：解决所谓民营企业的“原罪”，即民营企业以各种灰色手段利用国家资源包括国有资产的问题，不宜通过法律手段，而应当双方妥协解决。

　　郎先生批判反对自己的学者是“不独立的学者”、“被我批判的企业所用”，令人不解的是，他对德隆进行批判一夜成名后，他却就任公司负责人是与唐万里同为某农业委员会理事的第一龙浩独立董事。又曾为春都老总赵海均写书序，后来发现风头不对，便说：“刚开始就是不懂嘛，避嫌也是要通过学习的。现在不写书序，不当独立董事，不当顾问，反正什么都不做。”

　　对同一问题，因由自己利益沾边给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答案，郎先生称得上一心为公、学术尊严不容侵犯的学者吗？配称无数人推崇备至的“郎监管”吗？真有一些媒体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吗？如果善良而善意的人们知道他们所爱戴的郎教授是如此阳奉阴违，真不知大家会作何感想？！

　　另外，郎先生做学问的方法也值得商榷。比如，郎先生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国企好于民企，但是，他所选取的样本明显是在“做数据”：一是样本太少，仅限于优劣对比明显的企业；二是取数的时间太短，因此，郎先生所得出的“国企比民企还好”、“应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的结论难以站得住脚。事实上，对于中国国企效率、国企改革问题，稍有常识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更别说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研究机构专门就此研究的专家、学者，郎先生作为“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或许真是他独有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或许是为表露惊世之才，赢得冠盖满京华。

　　郎先生是不是真学问家，笔者不敢妄自评论，但综观近期言行，其做学问的态度绝非像他自己所称的那般严谨，也绝非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完全出于一片公心。郎先生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我根本就不稀罕经济学家对我的肯定，我真正稀罕的是民众和企业家对我的肯定”，“我要当财经界的谢霆锋”。

　　赵晓博士最近在一篇反驳郎先生观点的文章中指出：“当公牛闯入瓷器店，许多人为牛的勇猛而喝彩，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最终是由社会来买单的。”郎先生特立独行短时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但离学者的本色渐行渐远。

　　郎先生是学者还是公牛，不用我们回答，时间很快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