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ron(安然)、Worldcom(世通)和Parmalat(帕玛拉特)等公司因丑闻而崩溃后，公司治理改革已经提上许多国家和公司的社会议程。
　　不过，通向“优良公司治理”的道路并不简单划一。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方法都受其文化、监管历史和商务传统的影响。企业家和投资者如参与全球经济，却不充分了解对公司治理态度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本、风险和问题，那么，情况可能就更加复杂了。
　　成熟的高级主管团队正日益认识到这一点，并正在采取措施，达到甚至超过各自国家和行业的治理规范。不过，这样做可能带来一系列其他挑战。
　　例如，毕博公司驻纽约的高级副总裁Christopher Hamilton指出，公司不仅需要面对较明显的一些问题，诸如外部董事的职责及由谁来选举他们的问题，而且公司必须解决提高透明度可能损害客户机密的问题。此外，他说，公司应密切注意其内部文化，因为这影响到薪酬并最终会影响治理。
　　Hamilton说：“跨国界的政治风险和监管裁决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多个国家从事经营活动是很复杂的。它可以回归到集中与分散的问题。比如，如果你在美国设立公司总部，在欧洲从事经营活动，欧洲的监管机构会按美国规定来调整自己的规则吗？确定采用哪种法律和规定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监管机构需要澄清不同国家采用的不同规则。同时，公司应有恰如其分的本地覆盖面和公司覆盖面。但这很难平衡。出现问题的往往是小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要在哪些国家从事经营的问题。”
　　全球企业治理的复杂性从不同国家如何开展治理改革中可见一斑。
　　德国，是否披露管理人员收入？
　　德国的治理制度尽管与美国大相径庭，但仍相对完善。德国公司是两级委员会体制：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大股东(可能是企业创始家族的成员、银行或政府)和员工代表参加监督委员会，因此他们在公司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德国模式有众多支持者。德国工会和欧洲委员会治理顾问Sigurt Vitols高度赞扬德国模式，认为：“德国治理体制的优点在于，它能在低增长或萎缩行业中保持劳动力的忠诚。”
　　尽管德国的治理传统根深蒂固，但对披露高级主管的报酬这一做法仍众说纷纭。德国电信公司Mannesmann在被Vodafone接管后不久，董事们批准给当时的首席执行官Klaus Esser一大笔离职费。此事披露后，报酬问题便引起了争论。Esser的离职费引发了一场有关董事违反其对股东所负责任的诉讼，一时沸沸扬扬。2003年夏天，包括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Josef Ackermann在内的董事被宣告无罪。但是，德国的高级主管担心，此案将鼓励人们对董事提出其他各种质疑。
　　德国企业治理规范“要求”披露高级主管的报酬，但是否遵守该规范却是自愿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公司遵守规范的程度。Dewey Ballantine律师事务所法兰克福办事处的合伙人Markus Federle博士说，在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上市的30家最大的公司中，大约80%没有披露高层经理的个人薪酬。
　　Federle指出：“是否必须披露管理人员薪酬，议会内部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欧洲共同体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日本，走向透明化
　　日本也在讨论披露高级主管薪酬的问题。但在日本，为了使日本的体制更接近欧美模式，人们在进行一场提高透明度、开展其他实质性公司治理改革的运动；要求更具体地披露高级主管薪酬是这项大范围运动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