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低效的。创新行为通常都是无章可循、触犯众怒的，并要求打破旧习；疑惑和矛盾是滋生它的沃土。简而言之，进行创新公然违背了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违背大多数CEO对公司的期待，违背国家领导人对国家的希望。主张创新的人就如屁股上的伤痛，让人厌烦。
　　然而，如果没有创新，我们注定要因为厌倦和单调而退化。创新如何发生？新想法源自何方？最通常的答案是：提供良好的教育体制，鼓励不同的观点，培养协作精神——这一切都不足为奇。而且，美国已经从满足以上几项标准中受益匪浅。但是为了保证新想法源源不断地产生，还有一些东西必须改变(高等教育的性质就是要改变的东西之一)。
　　良好创新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和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扼杀创新精神不需要公然进行。它可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比如人们散步时遵循默许的契约，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状况非常满意。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同一般的文化通过国民的品性孕育创新精神，而那些国民都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美国(所谓的大熔炉)，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什么“文化”传统可言。在上个世纪中，美国人大约获得了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还制造了一股无人能敌的创新浪潮(从工厂自动化到集成电路到基因编码等)，这股浪潮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轻视那些不停尝试但没有成功的人。实际上，很多风险投资家更可能投资那些起步较早而且已经失败过的人，而不是那些第一次创建公司的人。真正可悲之处是，人们不从失败中学习。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愿意听取年轻人的意见，这是我们特有的。在很多文化中，年龄所占分量太大了。经验比想象力更重要，尊敬异化成过度的谦卑恭顺。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根据年龄因素分配工作，这使得年轻人长期处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还记得下面这句话吗？“孩子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取意见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像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我只是随便举两个人的名字而已)这样的“孩子”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情况。他们在那么年轻时就获得巨大成功，这绝对是好现象。然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好。我尤其关心早期教育，不幸的是，它(通常)对创造力的培养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太热衷于为孩子们的成功而手舞足蹈了，以致我们没有真正去了解他们到底在学什么。其实，真正更应该让人激动的是孩子所犯的错误。甚至“错误”这个概念也应该引起注意。正如一些孩子们猜测的，风不是由树叶的颤动引起的。但这种猜想就很有意义，不应该被简单地忽略。实际上，消除对概念的误解是发现新想法的最好方法之一。这个过程和调试计算机程序相似，和作为学校教育基石的训练、实践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营造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很多工程方面的难题都是被那些不是工程师的人破解的。这仅仅是因为观察问题的角度比智商更重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观察角度不能使孩子们考上大学，也无助于他们在那里出类拔萃。学术奖赏的是深度。专家意见是由专家得出的，而这些专家都和他们的同行一起工作。各个部门和实验室都将精力集中在各自领域和子领域中。研究生，更不要说长期聘用人员，需要的是挖掘事实真相，然后在很窄的领域中发表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