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经验丰富的“知识员工”姜文与“CEO”陈逸飞意见不合，不欢而散，《理发师》停拍，“投资人”损失惨重。在这场“事故”中，孰是孰非，人们各 　　有说法，但在企业管理中，科层原则比相互沟通、彼此认同重要，服从指挥比强调合作、尊重个性重要。

　　姜文与陈逸飞在电影《理发师》拍摄过程中爆发的“战争”已尘埃落定。媒体的报道纷纷扬扬。我看到的“内幕”消息是，姜陈二人从当初的“惺惺相惜”到最后“崩盘”，根本原因是二人在电影艺术上的分歧。实践经验丰富的姜文在拍摄中抛出一个又一个的“招”，“招”太多，陈导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因为陈导毕竟有自己的想法。最后终于演变成一次激烈的争吵，个性率直的姜文“言辞激烈”、“说话太冲”，而作为大画家和投资商的陈逸飞也要维护自己的意见和权威。二人不欢而散。拍摄了1／6的电影胶片大部分只能作废，投资商损失惨重。

　　事后有人说，这是“一山不容二虎”，两个顶级大腕注定很难一起合作；有人说，根子出在两人对电影的不同理解和风格上，“沟通不够”；还有人说，对姜文这样的艺术家，你就得给他充分的自由，甚至忍受他的固执，因为姜文有他固执的资本……

　　姜、陈二人的故事其实能在很多企业中找到翻版。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姜文相当于企业里的高级工程师；而陈逸飞是投资商，相当于企业老板，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解释为企业管理者如何管理知识员工的问题。姜、陈意见不合，一拍即散，投资商损失惨重；企业管理者处理不好知识员工的管理问题同样会给企业带来很大损失。

　　两千多万元的投资，数百人几个月的心血，不能这样“耸耸肩”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就算了事，我们必须为这一“事故”找到明确的“责任人”。

　　为什么要服从“错误”的指令？

　　依我看，“板子”主要应打在姜文的屁股上。虽然姜文在电影上的资历、经验比陈逸飞丰富，动机也是让电影更完美，但他既然愿意出演这部片子，就意味着接受电影生产的基本游戏规则：服从导演的指挥。一部电影首先是导演的电影，在艺术上，导演是CEO，是NO.1，演员的个性、艺术理想必须在导演认可的大框架内游动。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时，姜文是导演，别人得听他的，但在《理发师》中，他得听陈导的，就这么简单。

　　道理虽然每个人都懂，但真到了具体问题上，执行起来却一点儿也不容易。对于像姜文这样有自己想法的优秀人才来说，服从异己的权力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当他认为权力的指向是错误的、甚至注定会造成负面后果时。在一个高素质的团队中，公司高管、技术高手、营销大师与总裁(或董事会)的意见冲突是如此普遍。不断有一些优秀的另类怀着一种英雄主义的勇敢，敢于挑战上司“错误”的决定，仗义直言，“秉公办事”。他们常常质问的是：为什么要服从“错误”的指令？我是以事业为重，我服从的是真理。

　　不幸的是，这种“正直”与“好心”的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它或许避免了一个小的失误，却很可能造成整个组织的瘫痪与解体。权力最终来源于他人的服从，权威来源于尊重，在“不服从”的挑战和冲击下，权力要么发挥强力自我维护，要么土崩瓦解，后果比单个的决策失误严重得多。《理发师》不得不半途而废就是现实的例子。对管理者来说，优秀下属的“不服从”是一件最痛苦不过的事情。优秀者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的优秀，但优秀也常常成为他自己及其上司的痛苦之源。

　　电影(以及其他所有艺术)特别强调表演者的个性发挥，强调创作的自由与能动性，这一点与高技术行业、知识经济领域的工作特点非常相似。在这些行业里，传统企业中的层级关系被尽可能地弱化，组织结构尽可能扁平，企业文化推崇平等与双向沟通。在联想等IT企业中，内部人员之间一律“直呼其名”，总裁与打字员一同排队打饭，似乎超越了传统的上下等级秩序，“天下大同”了。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欺骗性”的表面现象。同样在联想，有谁敢对柳传志、杨元庆的决定公开反对、或者“说话太冲”？不管表达形式变得多么温柔，只要有组织存在，只要有多个人一起共事，就必然有人在上面“发号施令”，指挥———服从、权威———尊重的权力关系就必然存在。

　　没有解除“痛苦”的良方

　　那么有没有一种好的方法，能够免除优秀人才及其主管双方的痛苦？加强事前与事中的沟通，或许是一个减少痛苦的办法。事前的沟通可以视为双方为合作而进行的谈判，看能否在目标、理念、权责关系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彼此认同。下位者(下属)可以以此作为是否接受上位者(上司)指挥的前提条件，谈不拢则可以不进入这一权力关系。但是，沟通并不能解决共事中的所有未知问题，分歧存在于任何不同的主体之间；事中的沟通说到底并不是平等的对话，上位者对下位者是质询，下位者对上位者是建议，采纳与否，全凭上位者说了算。所以，沟通可以减少痛苦，却不能根除痛苦，不能代替权力———顺从这一对紧张关系。

　　有一个说法是，听从姜文这样的天才自由发挥，是解除双方痛苦的良方。在电影《寻枪》的拍摄中就是这种：姜文在这部作品里尽情“发挥个性”，初出茅庐的导演陆川用沉默面对一切，最后的结果还不坏。但问题是，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这部电影真正的导演，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例子只能作为一个特例，它可以在这部电影中成功，却注定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失败。

　　真正能够避免痛苦的办法或许只有两条：一是下位者从开始就拒不进入任何组织之中，做一个彻底的个体户与自耕农；二是下位者在中途主动辞职或被迫出局——当看到吴士宏、王志东、赵勇、祝剑波、屈云波等行业观察精英一个个离职，我常常为他们(和他们的上司)长吁一口：痛苦终于OVER了！

　　为什么只要下位者(即使是像姜文这样的天才)屈从上位者——权力，而不是相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我决不是为权力、为独裁摇旗呐喊，只是看到在所谓上位者之上，还有更高的上位者，权力之上还有更大的权力。以企业为例，员工——主管——总裁——所有者——消费者——其他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循环往复的权力链条。权力被更大的权力所制约的过程，就是一个被迫承担责任的过程。真正能够改变上位者的是责任——更大的权力，而不是下位者。上位者如果不愿意听取下位者的合理建议，自会有更大的权力来“教训”他。所以以专权闻名的张瑞敏说过，在市场体系中，企业不可能有真正的独裁者。权力最终消散在大众之中。

　　想清楚了这个道理，作为下位者的优秀人才，面对权力时心情就会轻松很多，“个性”和固执也会消退很多。前几天我听到凤凰名嘴窦文涛的一个感慨：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可以争论呢？他的意思可能是：最终要权力(POWER)说了算！我的看法是，在企业中，科层原则比相互沟通、彼此认同更重要，服从指挥比强调合作、尊重个性更重要。

（原载2003年5月27日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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