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过，1月12日，柯尼卡美能达宣布在中国建立100％独资企业，1月末，强生与上海生化分手，上海强生成为美国强生在华独资企业。

　　而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新统计，2004年，北京市新增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呈现七大新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外商投资独资化趋势更加明显。新增独资企业1070户，占全市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64％。
 
　　另一份报告来自商务部，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在生产投资中，57%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

　　事实上，随着政策的松绑和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需要，外资独资的进程并非从今年才刚刚开始。2004年，外资独资已经出现一个集中高峰。

　　外资为何选择离开？合资企业的中方将面临哪些困境？他们还有多少机会？独资是否将成主流？

　　合资：无奈之选？

　　商务部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跨国公司在中国出现独资化的潮流，而且这个趋势在今年将愈演愈烈。分析人士指出，外企独资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将完全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以及已熟悉的中国市场，不再需要利用中资的优势。

　　全球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中国区总裁朱伟分析说，对于早期与外资企业合作的中国企业来说，它们中的很多企业承担着向外资企业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任。

　　“这些企业希望能够吸引外资，获取资金、技术以解决市场需求。”朱伟说。在学习经验、降低风险的前提下，中国企业选择了合资的道路。

　　“合资很大程度上并非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看此前的合资，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的案例。”朱伟说。

　　而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在进入一个陌生市场时，降低风险的考虑也同样使得它们热衷于选择当地的合作伙伴。

　　“首先，外资企业早期进入中国选择合资，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政策限制。”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求知教授指出。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大量选择合资的日化企业、现在数量众多的合资的汽车企业，几乎都是因为政策，而并非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美国强生和上海第一生化的合资公司上海强生就是因为政策限制而合资的产物。上海强生有关人士介绍说，美国强生之所以与上海第一生化合作，主要是受政策影响。根据有关规定，外资药企不能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必须有中方参股。

　　但今年年初，第一生化药业公司将其所持上海强生制药1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美国强生制药公司。上海强生制药成为美国强生制药在中国的独资公司。

　　受制于保护性政策而不得不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还包括雅芳、宝洁、松下等等。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它们最终的目的在于更快地开拓市场。”薛求知说。在这一前提下，为了获取进入市场所需要的知识、资源，外资企业权衡之下，最终选择了与中国企业合资。“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使得它们希望借助中方合作伙伴的力量来协调各种关系。”

　　独资为控制

　　“合资不是最佳选择。”薛求知指出，一家外资公司的股权安排，一般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盈利性，一是控制权。

　　从控制权的角度来看，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可以更好地贯彻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减少协调和管理成本。“如果我是一家独资公司，我可以完全按照母公司的策略来进行生产经营。但有了合资方后，它会按照它的母公司意图来推行，这就要花很大气力来协调管理风格和管理制度，协调成本很大。”

　　而现在，政策对独资的限制减少，外资企业在中国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它们急于争夺控制权。“出于战略考虑，外方这个选择无可厚非。”朱伟说。新进入中国的企业很多采取了独资的方式，而那些原有的合资企业，外方也开始想办法得到控制权。

　　“中方控股地位的丧失，一种是正常撤退；一种是被动撤出：外方要求扩大生产规模，要求扩大投资，中方在合资之初一般以土地或厂房投入，现在无力追加现金，也拿不出新的土地，只好让出配股的权利。第二种情况相当普遍，也是外方争夺控股权的一种策略。”薛求知说。

　　他进一步分析说，对于外资企业来说，甩开中方合作伙伴后，遇到的障碍不会太大。因为整个市场越来越市场化，行政干预越来越少。“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外资企业，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困惑应该是一样的，困惑来自于市场本身的变化。”

　　“中国市场虽然是发展中市场，但并不像其他的发展中市场那样随着发达市场走，它的周期短，挑战明显增大。”

　　此外，外资企业最为担心的一点是技术外溢，“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外溢”。朱伟说，“技术产权保护是它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合资企业中的外方来说，出于这些担心，它们不愿意将核心技术引入到合资企业中去，但独资后，由于技术、管理、生产都是由外方操作，它们对技术进入中国就比较放心。

　　“这样，技术进入中国更容易，外方能够生产更高端、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使得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相融合。”朱伟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外资企业独资化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对中国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资赛跑

　　在与外资企业合作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导致早期不少中国品牌迅速消失。一些外资企业采取了欲取先予的策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时都采取了相同的战略，允许合资公司保留中文原有品牌，并免费使用跨国公司品牌，成立合资公司，通过蚕食方式逐渐扩大市场占有率。由于对品牌重要性和品牌运作认识不足，中资企业在合资过程中往往以较低价作股或出租本土品牌，让外方全面管理。庄臣和上海家化的合资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达能与娃哈哈、乐百氏、正广和、益力等的合资也是用此手段。

　　此外，从中国企业迫切需要的核心技术来说，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在政策支持和保护的温床下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没有预先确定把握时机，因此，错过了最好的学习和提升的机会。

　　而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外溢的防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使得中国企业做配套产业，附加值高的部分则由外方承担；此外，由于中方缺乏核心技术的持续开发能力，很可能出现向外方购买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情况。

　　“合资后就好比开展一个互相学习竞赛，看谁学得快。一般来说，外方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当它们逐渐拥有了中国市场的经验以后，它们试图摆脱中方合作伙伴也就不足为奇了。”薛求知说。

　　“当然，也有中方摆脱外方合作伙伴的案例。”薛求知分析，一方抛开另外一方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谁在“学习竞赛”中跑在前面。“外方如果是以技术入股的，中方在合作中学到了技术，拥有一定的研究开发能力，就可能摆脱外方的束缚。”

　　“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朱伟说，比较中国企业，日韩企业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合资过程中，它们非常注重管理和研发的投入，以防范有朝一日外资撤资带来的负面影响。

　　“通过引进外资，中国企业更多地是掌握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由于参与了外资在中国投资、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国企业从合资中还是获得了不少经验。”朱伟认为。

　　中方通过合资体内进行学习和提升是一个方面，中资企业学习和模仿到外资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使用的手段和方法，这对它们在今后的跨国竞争中取胜大有裨益。除此之外，薛求知指出，“技术外溢”和“知识外溢”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在中方与外方开始合作到现在的20余年时间里，合资企业培养出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对外资独资后合资企业的中方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合资不会绝迹

　　朱伟认为，外方在政策限制、熟悉市场以及借助资源等前提之下选择合资，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今后外资企业合资或者独资的选择，仍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那些开放性的行业来说，脱离合资庇护之后，外资不会遇到什么障碍。”“总的来说，就是管制性越少，垄断性越少，市场开放程度越高的行业，外企独资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在另外一些行业，朱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借助中方合作伙伴的力量，比如汽车零配件厂商需要通过中方合作伙伴进入到整车厂。“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技术成为评判是否能够进入市场的主要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化稀释了进入的难度。

　　独资渐进的同时，仍然有一些外资企业选择与中国企业合资。3月份，美国电子仪器业老大安捷伦与中国电子仪器业老大前锋成立合资企业。从公开信息来看，这一包括生产、研发、营销等所有业务功能的合资企业，将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适合中国客户需要的产品，以更专注的方式去满足本地客户的需要。安捷伦作为电子仪器领域的最知名品牌，不但有技术和研发的强势，而且在全球市场和商业市场实力强劲；而前锋仪器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和建设的全国最大的电子测量仪器开发生产基地，在技术、产品线、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都很明显。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合作更多的是强强联手。

　　安捷伦看中的是前锋的政府采购市场和低生产成本优势。而对前锋来说，则是希望通过寻求对外合作，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将以‘绿地投资’为主。”朱伟指出。但薛求知进一步指出，不排除合资企业的出现，“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跨国战略联盟将是未来的一股重要力量。”

　　“特别是在汽车和石油这样的行业里，联盟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概念，如果你不选择与中国企业联盟，自然会有其他外资企业寻求联盟。”薛求知总结说，基于联盟的合资，无论是内容还是含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