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金钱，共同面对的话题
一、对待金钱的平常心
利益表现为、转化为许多范畴，如道德。
利益与许多范畴相联系，如权力。
在与利益相关的许许多多的范畴中， 有一个范畴是几乎每一个现代人都不能回避的巨大存在，那就是金钱。
这个世界上不用金钱生活的人可以说很少。
连宗教也和金钱相联系。需要化缘，需要有人捐款。
希望朋友们在金钱问题上能够走出误区，独具慧眼。
金钱可以和许许多多事物相互转化。
金钱的运动与社会的物质运动、符号、概念、思维运动相联系。
丢掉金钱问题上的一切畸形的、病态的观念，才能以平常心实事求是地对待金钱。
金钱既然是文化的存在，金钱既然是诸多利益的一般等价物，金钱既然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金钱既然是结构社会的一种联系，金钱既然是一种权力， 金钱表明对一种社会力量的支配，金钱表明对一种物质、精神财富的占有， 表明人的劳动，表明人的创造，表明人劳动的价值，表明多种交换的契约与轨迹。
可以用组织、运作、集散、调动金钱的方式来改变人类社会。
运用金钱可以作恶。
运用金钱也可以为善。
二、谈金钱
提到金钱，人们大多数都会与富有联系在一起，于是又产生了所谓的两极分化，即富 有与贫穷。有人把拥有大笔金钱叫做富有，有人把知识渊博叫做富有，有人甚至把经历磨难叫做富有，相反，一无所有便是贫穷；目不识丁也是贫穷，“娇”“骄”二子便是肤浅。
但我认为，富有与贫穷往往是相对的，既不能拥有太多，也不可以丝毫没有，因此一方面富有的人，往往就会去追求另一方面，因为就在那一方面是贫穷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甚至一单方面的富有为荣，那样主动的追求就必须转换成天地给其的压力。然而，主动与被动之间终究有区别，经过转换之后，在此就只能称之为需求。
有了钱，大量的物质足使其不知他人疾苦，那就要给他一些回忆，有了学问，往往理念深直而自命清高，那就该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吸取教训，多了磨难，不免会怨天尤人自我颓废而心灰意冷，那就为他送去些甘霖，久了顺竟会攒下岁月攒下苦楚，那就在他生活中播下一些喜悦，生于顺境，不会知道汗水的珍贵，那就需要他在逆境中成长，周围太多了温存，总会感到很轻松，应运而生的是任性和自高自大，那就该给他敲响严厉的警钟，但不是那种“有钱能使鬼推磨”。
三、君子爱“财”
“财”,虽然是金钱与物资的总称,但主要不是指财物而是指钱财。在当今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商潮动地,钱潮拍天,“钱”已取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的“斗”,获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以至天下芸芸众生不可一日无此君。数十年与诗相近相亲的我,今日以《君子爱‘财’》为题作此小文,也可以说不是附庸诗神而是附庸钱神了。
说到“钱神”,早在西晋之时,鲁褒先生就写过一篇名文《钱神论》,他针对“风纪颓败,为官从政莫不以钱为凭”的世风时弊,称外圆内方的钱为“孔方兄”,其秘效奇能是“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而且“怠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拨;忿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时隔千余年之后,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其悲剧《雅典的泰门》中,为黄金写了一段绝妙的台词,可说是西方的《钱神论》,因其精彩绝伦,一位哲人曾在他的《资本论》中引用揄扬。中外前贤对金钱的负面作用的许多批判远未过时,时至今日,不少巧取豪夺多行不义者与它结下不解之缘,它又往往成了权力的象征,豪门的标志,身价的证明,甚至或高升飞天而为通神之宝,或沉沦入渊而为万恶之源。
金钱,原本无知无觉而且无辜。当代美国作家泰德·克罗福德著有《金钱传》一书,他认为金钱起源于人类谋生存的一种神圣之心,和对群体式团结的向往,“它的本来含义是牺牲、贡献和分享”。无论个人或众生,贫困都是可怕的灾难;金钱应该如及时之雨普惠天下苍生,使他们丰衣足食,利于行而安于居。取之有道,储之无虞,用之在德,如此金钱是颇为可爱的,过去的极左年代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金钱为“铜臭”,今日当然也应该为之正名。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前,我纯赖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生计,也曾偶有稿费收入,却因遭逢革命大批判而卖尽诗书,金盆洗手,断绝了工资之外仅有的细小财源。局天促地,收支两抵,没有像有些同事高筑债台就已经是托天之福了,至于要说“理财”,说得文一点就是近乎“奢侈”,说得俗一些呢,就真是“四两棉花———弹(谈)不上”。这种情况,直到新时期才有所改观。
对于近来风行的“全民奔小康”的提法,我十分赞成,而对于以前流行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主张,则至今仍不免心存疑惑。不过,当时虽自知非官非商,既不能长袖善舞,也无法多财善贾,绝对无缘“先富起来”,但却也不可有幸“再穷下去”,于是,便将往日自命自诩的“清高”打包束之高阁,而未能免俗地理起财来。
我的目标绝不是想入非非的大富,而是于愿足矣的小康。然而君子即使爱财,也毕竟取之有道,我手握的虽是一支柔毫,桌上却有一盘铁砚,不会媚权贵,捧大款,玩文学,从低俗,买书号出丛书以旁门左道骗取业余作者的血汗,如同某些“文痞”与“文侩”,我只能在自幼情之所钟的文学殿堂里朝香,写些不惟提升自我而且有益人生的文章。早在50年代后期的大学时代,我的诗学论文处女作即在《诗刊》发表,以后虽远放边疆,饥肠辘辘,我也仍然笔耕不止,直至文革前“四清”运动中突遭横逆才被迫中断。乃至斗转星移春回大地,我又重续旧欢,与诗学久别胜过新婚,先后出版了《诗美学》等10部有关诗学著作,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编撰写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以专节将我和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并列论述。之后我用情不专,移情别恋散文创作,出版了《怅望千秋————唐诗之旅》、《高歌低咏————宋词之旅》等5部散文专书,那是弃旧好而恋新欢的铁证。不过,祖国大陆虽好,纯文学的稿酬却很低微,其间我因时趁势,“开放搞活”,先后应邀赴台港及东南亚访学,在上述地区和有关国家发表大量文章,台湾即有两家报纸为我辟出分别长达半载与一年的专栏,该地规模颇大的东大图书出版公司,也印行了我5部著作,如此“拉动内需”和“引进外资”的结果,我大约已臻小康之境,至少可称“脱贫”而能前去敲响它的门环了。
古籍言之凿凿,“财”,与原料、材料之“材”和才能、才干之“才”相通。我以为有贝之“财”甚好,无贝之“才”更佳,因为人生也还有许多值得追求的形而上的美丽风景,当然最理想的二者兼得,双美并具。至于说“君子”为什么也应“爱财”,苏格兰大诗人彭斯,早就在《论金钱》中作出了深得我心的回答:
不是为了要它藏入金库,
也不是为了要有仆人服务。
只是为了独立的人格尊严,
和不受别人的奴役之苦!
葛玉茹
初三（15）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