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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背影》 |
作者:丁亚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20 8:13:26 文章录入:蓝星 责任编辑:蓝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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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这篇文字,篇幅不大,名声不小,因为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各类散文选本,不说普通读者,单是学生,数目就大得惊人。这可以说是一篇历经千家万户传诵和几代人考读的名作了,是朱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 我第一次读到《背影》,是在十四年前,读大学中文系的头一个学期。那时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各课都没有正式课本,用的大多是任课老师自编的油印讲义。记得现代文学课油印教材,厚厚的一大叠,所选作家作品,都属于朱自清《背影》这样的重见天光的“出土文物”。拿到这沉甸甸的讲义的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迫不及待地就把所收作品全部通读了一遍。读完《背影》,我不能自己,差点失声喊起来。远眺窗外,夜色苍茫,夜雾弥漫的天空,镶嵌着几颗黯淡亮着的星星,一片孤寂。我的心里却掀起直入云霄的呼啸。 我明白了,这是在为说谎的历史订正,为炎热焦燥的世界觅取一片荫凉,为严酷隔膜的生活围护一丝温情。不能说这就是温情主义,是人道主义吧,但是即便就是温情就是人道而且“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多年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真情,人道主义,已经几乎被埋葬得精光了。然而多一点真情,少一点虚情假意;多一点温情、亲情,少一点冷酷、残酷;多些人道,少些以至杜绝兽道,有什么不好呢?“文革”当中,不仅在普通的人与人中间要树起高墙,装上戒心一类的防御以至进攻装置,而且在父子与母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要划清阶级界限(往往是以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要斩断情感沟通与联系的通道。然而割断这样一股亲情与血脉,不是太少人味过于残忍了吗? 朱自清先生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背影》所叙,是一件普普通通的生活琐事:父亲在车站为远行的儿子送行。作者着墨,虽蘸情感却比较内含,虽然笔墨老到,却并无华赡的文字。那么,它为什么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或者说煽情性呢?依我看这就是全部因了写的是真情、至情、是父子情深这样一个文学话题。 这样一片真挚感情的叙写,不论它是否与人性论、人情论、人道主义这样的理论大道理搭界,毕竟总是最能扣响人们的心弦,引来心坎深处的深深共鸣的。我几次翻读这篇散体文字(早几年以前还曾在中学讲堂上对学生讲授过),印象最深最感动我的,和许多读者一样,是两个片断:一是胖胖的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跳下去又爬上来,去那边月台栅栏外为儿子买桔子的情景,一是文末写父亲来信“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写得平静自然。我们吟咏心间,会生发出和作者一样的怀想;虽然这里自觉不自觉地也使用了一些对比手段,如情感对比(父慈子爱),服饰对比(父子服饰不同),色彩对比(父“黑”桔“红”),但作者不矫造,不做作,平平道来,使我们读来在心里满漾起复杂的感受:我们不能忘记这两个动人的情景,不能忘记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不能忘记《背影》展示的父亲的挚爱与儿子的纯孝之情。 然而,不曾想到的是,这三几年来,当我对《背影》越是满贮怀想满心认同、感激以至满心丰富的时候,我却越是满心沉重、迷离惝恍起来。 我重读了鲁迅先生收在《坟》里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文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这样的:“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认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如何去做这样的父亲,迎接真正父亲的时代的到来?鲁迅以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依照进化论的思路,以幼者为本位,父母一改长者为本位的权利思想,用爱而不是“恩”或“孝”来做为与子女间的维系纽带,“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另方面,做父母的,也应预备一种能力,做一个现代人,“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鲁迅的这个呼唤,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该文写于1919年10月),回荡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独白与俄狄普斯式的悲剧誓词这样的双重声音,虽然浪漫却毕竟执著,虽然隐含矛盾的文化态度,却到底异常决绝、坚定,是崭新的,也是现代的。然而写于1925年10月的《背影》,除了扩张和醇化了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天性的爱”之外,所推呈到我们面前的父亲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渺小、委琐、无足轻重?进入中年(老年?)之后所面临的挣扎、无措和贫乏?这样的父亲形象,与鲁迅呼唤的父亲(一个象征符号?)是相去太远了。 也许是朱自清那平静的文字,更加造成了我对《背影》里的父亲形象的感觉和印象。但是无论如何,《背影》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文写作时间相距才只有五六年,这种对比是很显明的,这使我被一种震撼攫住:它会映示出整个五四运动不凡气象的乌托邦色彩吗?它会提示现代思想启蒙价值的积极意义与艰难历程吗? 我不知道。我独自遥遥地悄悄注视这一费解的启示。 (丁亚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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