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两度访华 遭遇不同对待

　　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系统中，印度的一代文化伟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泰戈尔，是东方文化系统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东方文化的精髓，在这位胸怀博大宽阔而又纯真自然的诗人身上，有着极圆满、集中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著作虽于1915年便被介绍到中国，作品的翻译版本达300多种。但细考起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泰戈尔的热情，远不及对西方一些文化巨人更高、更强烈。泰氏之被介绍到中国，同当时一般的外国学者、作家一样，是被当做“外国人”看待的。

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尔两度访华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更是耐人寻味的。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对泰氏表现了极大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使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者达到了高度的精神谐和。而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自始至终对泰戈尔表现出极端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第一次访华

　　代表中国知识界向泰戈尔发出邀请的，是讲学社的蔡元培、梁启超以及胡适之等，而徐志摩则担任了具体的翻译和接待陪侍任务。

　　从徐志摩1923年写给泰戈尔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参与这次文化活动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要为一个伟大诗人做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要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翻译为文字了？还有比这更艰困的工作或更不切实际的企图么？”面对泰戈尔，他甚至说出了这样近乎肉麻的话：“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花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点的。”

　　这里，除了需对徐志摩那种矫饰浮夸的一惯的文风有分析地对待外，对他这些话背后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是应该相信的。那就是，对泰氏的来访，新月派中人和蔡元培等中国知识界元老的欢迎态度，确实是出于至诚。至于有的论者谓徐志摩的这些话“言过其实”，“近乎吹捧泰戈尔”，目的是“想博泰戈尔的欢心”，那就是见仁见智之词了。

　　4月12日，伟大的东方诗神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这以后，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陪侍他左右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当他们三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了。那是一幅极其动人的天然画图。曾有好事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林小姐（徽因）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但其内容还是能反映出老人终生持之不懈的入世主旨。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我再次指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化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积极意识的能力。”

　　对于见惯了欺骗、谎言、阴谋、专制、蒙昧、卑鄙、贪欲的中国人说来，泰戈尔所发出的音调可谓空谷足音，是最美丽、最慈祥的音调。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华诞。热诚的中国主人为老人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当晚举行的晚宴上，主席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张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更使老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代印度人称呼中国的名字Cheena Stnana，音译应为“震旦”，意译应为“泰士”。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名还需有姓，印度国名“天竺”，泰戈尔先生当以国名为姓，全称为“竺震旦”。命名仪式上，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三字。

　　晚宴结束后的一场演出，把祝寿活动推向高潮。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里，以新月派中人为骨干，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观众虽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陈西滢担任翻译。

　　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雕塑般的造形表示是新月社组织了这次令人难忘的演出活动。

　　此后，泰戈尔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由徐志摩代为安排，他们共同游览了泰山、济南、南京、龙华、杭州，还一起去了日本。

　　在日本，徐志摩陪泰戈尔老人玩得也很开心，并写成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末一首便是那著名的《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全部18首诗曾编入1925年中华书局版《志摩的诗》，1928年8月由新月书店重印时，诗人聪明地删掉了前面的17首，只剩下这最后一首。从此，这寥寥数行诗句便风靡天下。

可以说，泰戈尔此次访华，获益最丰的就是徐志摩，他得到老人送他的印度名字素思玛，而且，还得到了老人真诚的友谊。泰戈尔回国不久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访华

　　1929年的3月份，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据赵家璧先生回忆，老诗人先是专程从印度来到上海，下榻于福煦路613号徐志摩家中，大约两天后，启程去美国、日本等处讲学，归途中又来到了徐志摩家中，盘桓数日后回到印度。

　　泰戈尔的这次旅行是很不愉快的。大概是世事推移使之然吧，20年代末到30年代，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福音，却一路受到排斥、讥嘲、冷落。这使老人心情黯然，弄不懂眼前这个世界是吃错了哪帖药。已与徐志摩结婚三年的陆小曼回顾泰戈尔当时写给他们的一封信道：“看他的语气是非常之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飞去他的身旁。”

　　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到了疲倦的泰戈尔渴望着休息，从美、日回到中国时，他一再嘱咐徐志摩：“这次决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时那样弄得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静悄悄地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

　　善解人意的徐志摩立刻理解了老人的心情。他严格按照泰戈尔的吩咐处理，在去杨树浦大来轮船公司码头迎接时，只邀了郁达夫同去。在码头等船时，他呆呆地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郁达夫在日后追悼徐志摩不幸遇难的文章《志摩在回忆里》，谈起黄浦江畔的这次谈话时说：“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低。我和志摩来往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为了尽量让老人生活得舒适些，徐志摩挖空心思，在三楼上精心布置了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全都模仿印度的风格。但泰戈尔来到家中，上上下下巡视一遍后表示，他并不多么喜欢那间“印度式房间”，相比之下，倒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卧室更可爱。他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吧！”在说这话的时候，陆小曼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真有趣”。她深情地说：“他是那样的自然、和蔼，一片慈爱的抚着我的头管我叫小孩子……我也觉得他那一头长长的白发拂在两边，一对大眼睛晶光闪闪地含着无限的热忱对我看着，真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此后的几天，他们的确像亲亲热热的一家人，过起极普通的家居生活。泰戈尔生活方式很简单，睡得晚、起得早，不喜欢到热闹地方去，总爱同三两人坐着清谈。他还特别喜欢朗诵诗，常把自己写的诗读给别人听。读时并不是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诵，而是低低地喃喃吟唱，听起来可以让人很快投入到诗的意境之中。陆小曼最喜欢这种情景，说是“比两个爱人喁喁情话的味儿还要好多呢”。

　　对待徐志摩与陆小曼夫妇，泰戈尔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宠爱”。有一次，他们三人同去赴泰戈尔一个印度同乡的晚餐，在向印度人介绍徐志摩和陆小曼时，说他们“是他的儿子媳妇”。这使徐志摩与陆小曼不由受宠若惊、备感欣悦。

　　具有异乎寻常意义的是，泰戈尔这次访问，留下了两种极其珍贵的礼物。

　　其一是徐志摩有一本20开大小的纪念册，专请朋友题诗题画。徐志摩名之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已在上面留下墨迹的有胡适、闻一多、杨杏佛、林凤眠等20多位文艺界名流。泰戈尔也饶有兴趣地用中国毛笔在上面画了一幅水墨画自画像，笔调粗犷，神态飞动，近看像一位老人的大半身坐像，远看又似一座沉稳的小山。在画像右上角，他用钢笔题写了一句英文诗，意译为：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默的重担。下署作者名字。诗意单纯明了，却寄寓了老人的无限感慨。

　　其二是泰戈尔在离别时，还送给徐志摩夫妇一袭他自己穿的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上面用金丝精绣着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礼物自身的价值勿论，单是考虑到一位异国文化伟人寄寓其中的无限情意，也就弥足珍贵了。

　　临行前，泰戈尔和徐志摩曾约定，到1931年泰戈尔70岁大寿时，徐志摩将去印度为老人祝寿。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年轻的诗人却遭空难，沉重的灵魂于老人之先获得了升腾、超脱。

　　从新月派与泰戈尔交往的情形看来，说他们是心心相印的同道，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他们之间有感情上的相契相合，有文化根源上的相连相接，更有道义上的相知相通。

　　然而，同一个泰戈尔，在中国另一类知识分子那里所引起的反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鲁迅在他的《坟·论照相之类》一文里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里，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按指徐志摩）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

　　从表面看来，鲁迅讥刺的对象似乎是新月社那班接待泰戈尔的人们，但若仔细咀嚼那嘲讽的口吻，也分明透露出对泰戈尔本人的冷漠。

　　较为坦率的郭沫若，在泰戈尔访华之际说的一番话，就不会让人发生任何误解了。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面对同一对象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值得我们后来者深长思之的。其实，在郭沫若的那番话里，已略可触摸到其端倪。他实际上已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之不满于泰戈尔，完全在于泰戈尔所信奉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那“思想的全部”。反过来看，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中人那么倾心景仰泰戈尔，又何尝不是在于他这“思想的全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