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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鲁迅是一部历史
陈漱渝委员回首《鲁迅全集》的几次编纂
明年，修订一新的《鲁迅全集》将与读者见面。到时候，距鲁迅诞生，是124年，距鲁迅逝世，也接近七十个年头。自有现代出版业以来，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位作家或学者的全集像《鲁迅全集》这样，被一版再版，多次重新编注，历六七十年而不衰。《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也如鲁迅和他的著作一样，载入了 当代史册。今年6月9日，《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宣布，历时多年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已完成全部分卷审议定稿。日前，记者走访了《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副主任陈漱渝委员。
记者：鲁迅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全集，他是否有过自编全集的打算？
陈漱渝：鲁迅1936年逝世前，有过把自己的作品结集为《三十年集》出版的想法，一些朋友也起过推动作用。如杨霁云编的《集外集》，就得到过鲁迅的首肯。对于结集作品，鲁迅的看法是“不悔其少作”，把历来的作品按历史原貌展现给读者。鲁迅夫人许广平对鲁迅手稿一向有高度自觉的保护意识，如一篇题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文章，鲁迅写后不满意，揉成一团扔了，许广平从字纸篓里翻出来展平，保存下来，现已收入全集。类似的事例很多，这对以后《鲁迅全集》的出版，意义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的去世比较突然，很多创作计划尚待完成，去世前不久刚为亡友瞿秋白编完两卷本译文集（《海上述林》），他生前尚未制定一个自编全集的时间表。
记者：第一部《鲁迅全集》问世时，正值抗战初期，它诞生在“孤岛”上海，请谈谈出版过程。
陈漱渝：鲁迅去世后，《鲁迅全集》的出版即被提上日程。当时成立了一个纪念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鲁迅全集》。1937年5月23日，许广平为此写信给胡适，请他帮忙接洽商务印书馆，胡欣然同意，并亲函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正在着手整理中，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被炸，拟议中的商务版《鲁迅全集》随之付诸东流。后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化团体复社（胡愈之主持）接手这件事，并得到了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支持。1938年8月，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20卷本的《鲁迅全集》在孤岛问世。第一部《鲁迅全集》包括作品和译文两大类，它的出版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就摆着这样一套《鲁迅全集》，转战陕北时，毛泽东警卫员挑着的担子里就有这套书，一直把它挑到了北京。后来毛泽东忆及此事，曾对警卫员表示过谢意。
记者：《鲁迅全集》的第二个版本出自哪年？
陈漱渝：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他在上海组建了鲁迅著作编刊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物色了一批专家，如王士菁、杨霁云、孙用、林辰（鲁迅的朋友曹聚仁认为林是写《鲁迅传》最合适的人选）等人，冯挂帅，王具体负责。这些人原本都学有所成，他们集合在鲁迅的旗帜下，分头注释新版《鲁迅全集》。1956年10月至1958年12月，十卷本《鲁迅全集》和十卷本《鲁迅译文集》全部出版。这套全集较1938年版要精确、完备，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注释，对读者帮助甚大。但仍有一些不足，如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托洛茨基等一些当时讳言的人名、词句被删掉。上述几位专家隐姓埋名注释《鲁迅全集》，体现了一种崇高的境界。我现在翻阅当年的全集，也说不准哪卷是谁注释的。
记者：您作为参与者之一，对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纂过程有哪些切身的印象和感受？
陈漱渝：这要从1975年说起。这年10月28日，鲁迅之子周海婴致信毛泽东，希望出版现存的全部鲁迅书信及全部鲁迅手稿，加强对鲁迅著作的研究。11月1日，毛泽东批示赞成，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这是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最后一次批示。中央政治局责成国家文物局、出版局落实。“文革”后期，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三结合”，注释《鲁迅全集》。当中有大学教师、工农兵理论小组成员，鲁迅博物馆增设了鲁研室，参与日记部分的注释和手稿全集的整理工作。我参加了《鲁迅日记》的定稿。这项工作开始于1975年，直至1981年鲁迅诞生100周年前夕，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与读者见面。
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在1958年版的基础上完成的，当时的工作颇耗精力，工作条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胡风还在狱中，请他提供材料，落款要注明“犯人胡风”，要经过四川省公安厅审阅。一些看似简单的注释，做起来很费周折，如潘汉年一条，为确认他的卒年，我们是通过公安部找到湖南省公安厅，再找到潘劳改的茶场，才弄清楚潘汉年去世的年月。《鲁迅全集》中涉及数千人名，大部分名不见经传，当时也没有多少工具书可供利用，为他们作注释等于一次次的内查外调。类似这样的工作，说它是学问，很为一些学者所轻视；但说它不是学问，也并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
1981年版《鲁迅全集》比1958年版又有了很多改进，校勘更精确，注释更详尽，搜罗更齐备。如书信部分，老版有334封，新版增至1333封，另致外国人士12封，附录12件。这套《鲁迅全集》出版后，历二十多年而不衰，获首届国家图书奖，重印了不下十次，重印中个别地方有挖补。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新修订《鲁迅全集》？
陈漱渝：从1981年到现在，又过了23年。这是共和国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23年。鲁迅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发现了一批鲁迅书信（有的相当重要），积累了更多的资料，研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使重新修订《鲁迅全集》有了必要和可能。重新修订《鲁迅全集》，既体现了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成果，也展现了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化形象。
记者：新版《鲁迅全集》较之1981年版，增加了哪些内容？
陈漱渝：增加最多的是书信部分。新版《鲁迅全集》收入了二十来封新发现的书信，包括鲁迅致宋庆龄、胡适、蔡元培等人的信；收入了《两地书》原信。《两地书》共有三个版本：原信、鲁迅整理本、鲁迅誊抄本。1981年版只收了青光书局出版的鲁迅整理本，这次将另两种《两地书》也收入全集。这更真实地袒露了鲁迅的心迹，再现更丰富的细节，展现出鲁迅的血肉之躯，让鲁迅离我们更近；全文收入了《鲁迅和增田涉师弟问答集》。增田涉是日本汉学家，早年来华曾投师鲁迅门下。回国后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若干中国现代小说时，多次写信就教于鲁迅。有很多常识性问题，鲁迅在回信中掰开揉碎地向他做耐心解释，甚至画出草图。这些信有助于读者了解鲁迅的渊博学识和对异国青年诲人不倦的认真态度。但增田涉后来把这些信进行了删剪，删掉了他认为与其汉学家身份不符的段落，破坏了鲁迅书信的完整性。此外，新版全集将有约23篇鲁迅佚文与读者见面。明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已确定为18卷，比1981年版增加两卷。加上即将和已经出版的《鲁迅译文集》（10卷）、《鲁迅辑校古籍》（四卷）、《鲁迅科学论著》（一卷），鲁迅留下的文化遗产近1000万字，将由这四部分组成，以33卷的规模较完整、分门别类地呈现给21世纪的读者。
记者：您提到了研究观念的变化，这在注释《鲁迅全集》时是否有所体现？
陈漱渝：注释《鲁迅全集》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鲁迅著作的本义，并不需要离开文本发表注释者本人的价值判断———那是研究者的任务。如果我们片面强调给《鲁迅全集》中涉及的人物作盖棺定论，就很难保证注文的全面、准确、客观、公正。2001年6月，我在一次《鲁迅全集》修订讨论会上发言说：“《鲁迅全集》注释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成为了一个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学史，而且涉及到中国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涉及到八十年党史，以致关系到文艺界团结、政治思想战线稳定这样一个重大而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鲁迅全集》的注释提出了过多过苛的要求。”“要明确我们注释的目的主要是扫除阅读鲁迅文本的知识障碍，而不是要对鲁迅著作中涉及的数百起历史事件，4100位历史人物一一作出全面评价。”注释上的变化可谓新版《鲁迅全集》的最大特点，它更加客观、公正、科学，更加突出注释对象在具体语境中的涵义，而不作评判意义上的结论，以便于读者了解作品的真实性。如1981年版注释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新版改为“国民党政府”；周作人、汤尔和等条，原注有“抗战时期堕落为汉奸”一句，新版改为出任某某伪职；邹鲁原注为“反动政客”，新版改为出任某某职务；对和鲁迅有过笔争的“现代评论派”，新版注释为“留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组合”，一律不扣政治帽子。这是对历史、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历史人物的后人负责。
记者：编纂1981年版《鲁迅全集》时，不少和鲁迅打过交道的人物还健在，可以澄清和解答许多校勘中的疑难问题。这次修订，认识鲁迅而又在世的人物已属寥寥，是否会给注释者造成某些困难？
陈漱渝：七八十年代修订《鲁迅全集》，我们访问过许多熟悉鲁迅的朋友，如黄源、许钦文、唐、萧军、胡风、冯雪峰、戈宝权等人。我还记得1976年地震时，有一次翻译家戈宝权在虎坊桥《诗刊》编辑部接待来访，大家依次入谈，场面类似病人排队就医。这次修订，几乎无人可访，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甚费周折。如与鲁迅有信函往还的翻译家孟十还，后来移居台湾。为确认他的生卒年月，我们托人到台湾查找时，听说他早已移居美国，我们又追踪到美国，才弄清楚他已成植物人，躺在医院里。按照现存者生年不予注释的体例，尽管他的生日得到确认（1908年12月24日），也只能作为资料备案了。
记者：您除了担任新版《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还负责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有何感触？
修订《鲁迅全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按说人文学科的科研活动是建立在个体精神活动之上的，体现的是个人的独创性。但就《鲁迅全集》而言，这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全集，给它作注释，不是任何个人能独立胜任的工作，也没有人能精通这套全集所包含的所有知识结构，必须群策群力，有时要进行全国性跨学科的协作，甚至是全球性的协作。如一位韩国受信人申彦俊，我们作注时就参考了韩国研究者寄来的资料；注释另一位日本人大村西崖时，也是根据日本文学研究专家提供的资料。很多知名和无名的中外人士为新版《鲁迅全集》付出了精力和劳动。
注释《鲁迅全集》是一种资料工作，错了就是错了，就得服软，就会无地自容。它不同于写论文，可以进行观点的交锋。所以在几年的工作中，我一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出版后还要接受严酷的检验，有过则改，承认自己的无知。我对编辑说，千万别怕麻烦，尽可能挑错。我个人很渺小，虽说也出版了几十本书，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但在《鲁迅全集》的校勘注释中，却凝聚着自己点滴的学术智慧。注错了就成了狮子身上的害虫，注对了却可以使自己的成果汇入鲁迅文化的大海，从而获得较为长远的生命力。
记者：我注意到自1938年第一部《鲁迅全集》问世以来，大约二十年左右会进行一次修订。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后，您怎样估计它的生命力？
陈漱渝：半个世纪以内，不会再有大的修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发现，导致我们改变对鲁迅的根本的和重要的看法。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鲁迅全集》社会意义上的价值。
陈漱渝：不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出全集的必要。大浪淘沙，如果自古至今，任何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流传至今，我们后人也不堪重负。但经典作家的作品例外。它们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精神提升的坐标，不仅在作家生活的时代产生积极效应，而且对我们民族后续的历史也必然起到推动作用。就这些经典作家而言，他们的作品即使是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即使是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的作品，也能让人看到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对后人把握作家思想的全貌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鲁迅全集》在过去、今天和未来都光芒不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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