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注重选拔人才

曹操在用人上，采取了“唯才是举”的方针（建安十五年令）。这样明确地提出“唯才是举”，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曹操是不是真正唯才是举呢？以往的讨论，颇不一致。我觉得要了解曹操的用人政策，必须联系东汉的统治思想和用人政策来考察。东汉乡举里选重德，而所谓德，是和神学结合在一起的、标榜王道三纲来源于天的儒学。这种儒学，是统治阶级加在人们思想上的桎桔，是图抹在选举制度上的神光。汉末仲长统在《昌言》中，曾对“父为子纲”进行抨击，其中说到选举，“父母与人以官位爵禄，而才实不可，可违而不许也。”用人如果重纲常，要选出真有才能的人，是困难的，重德不过是用人唯亲的代名词罢了。仲长统看到的尚止是“才实不可”，桓灵时期的民谣更看到连重德也是空话，“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谚，把东汉官场腐败情况，描绘得淋漓尽致。用人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于是产生。

曹操的可以称道之处，是相信“天地间，人为贵”，是对人才思之、求之如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反映了他这种思想感情。既要求才，便不能象东汉那样重孝、廉、仁、义，那是求不到什么人才的。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所说的“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在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贤令中，所说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是对东汉的选举弊政而发。

　　方针是重要的，“唯才是举”的方针提出来以后，要说仍旧重出德，是很难使人理解的。曹操前期用人，主要是通过荀彧推荐，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曹操、荀彧和荀攸引进的人物，是德的结合，还是才的结合？

　　《魏志·荀彧传》记荀彧对曹操说过：“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可见荀彧十分了解曹操的用人方针。荀彧此人，南阳何颙谓之有“王佐才”，曹操用他，正是因为他有王佐才。曹操说过：荀彧“吾之子房（张良）也”，故“军国事皆与彧筹”。司马懿曾高度称赞荀彧的才能，以为“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注引《彧别传》）。这表明曹操与荀彧的结合，完全是才的结合，非德的结合。再看荀彧引进的人物，《彧别传》讲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一语道破荀彧引荐人物，完全根据“唯才是举”的方针。列举了“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司马懿），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他们都是以才应选。《彧别传》特别提到戏志才、郭嘉等人，说荀彧“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负俗之讥”，“简傲少文”，即缺儒家之德），但荀彧“皆以智策举之”，即以才举之，且“终各显名”。

　　在荀彧所举的人物中，如荀攸，《魏志》本传称他“前后凡画奇策十二”。曹操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肉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其智（傅子所谓荀军师之智）不在荀彧之下。郭嘉，曹操说他“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郭嘉传》注引傅子）。可见曹操、荀彧和他们的结合，又是才的结合，非德的结合。

　　后期即在设置丞相之后，曹操把选举权交给了东曹，方针不变。崔琰曾为东曹掾，《魏志·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说“魏氏初载，委授铨衡”于崔琰，崔琰“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崔琰所选用的人物，无论文官、武吏，首先是根据才。所谓“群才多所明拔”。便是证明。

　　重才便不能根据出身历史。《魏书》所说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魏志·武帝纪》注引），是个很好的说明。

　　不讲孝、廉、仁、义、出身历史，岂不要乱天下？曹操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魏志·武帝纪》）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本传）。曹操自己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六臣注文选·吊魏武帝文序》）。以道御之，也就是以法御之或持法。这就确保了天下之智力为曹操所用。曹操所反对的是“阿党比周”。他说过：“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网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魏志·武帝纪》）四者指结党营私，互相攻击，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他认为这才是乱天下的东西，需要铲除。他杀孔融，曾经遭到阻力，杀后也有人议论。因为人们看来，孔融是儒家仁义道德的代表。曹操却以为孔融“乱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是一个“浮华交会之徒”（《后汉书·孔融传》），乱俗必杀，浮华交会必破。诸葛亮很懂得曹操为什么一定要杀孔融，他说过“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的话（见《宋书·王微传》）。孔融被杀，就是因为他好浮华交会，乱俗，乱群，乱天下。这种人虽称仁义道德，其实有害。至于孔融是否有才，那是个次要问题了。

　　曹操在用人上，把才放到第一位，“以道（法）御之”，揆其实质，也就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人为贵，任之以智力，御之以法术，既重人治，又重法治，而不是只重一个方面，这就是曹操的政治思想。这是我国封建时代比较好的政治思想。曹操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大大地改善了在戚、宦干政下，用人唯亲，政治黑暗的局面。

　　但要看到曹操的唯才是举，方式仍是推荐。方针是重要的，方式也是重要的。方式不变，唯才是举的方针便不可能长久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