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实行屯田

　　粮食奇缺，粮价昂贵，人民死于饥馑者不计其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食无民，也就无以为国。不但老百姓，当时军队也常缺粮无粮，无法作战，军饷也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等等活动。在这样迫切的要求下，首先就得解决粮食问题，因而必须立即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农业生产收效较快的办法，就是屯田，如公孙瓒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被麴义败后，“开置屯田，稍得自支”。曹操既迎汉献帝于许都后，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即“用枣祇、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并颁布《置屯田令》说：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

汉武帝曾调发大量戍卒，屯田西域，后赵充国屯田于金城一带，用“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士兵“凡万二百八十一人”，“赋人二十亩”，进行屯田。简言之，即用万余人，屯田二千余顷，每人屯种二十亩，以供军粮，而省转运。这是一种兵屯。所种田地为羌人故田、公田、未垦田，总之是在封建国有土地上进行屯田。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即由汉代这种屯田发展而来。

　　同时，曹操进行屯田，与镇压黄巾军后利用黄巾军的“资业”是分不开的，在《加枣祇子处中封爵并祀祇令》中，曹操自述说：

　　“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

　　《三国志·邓艾传》也载邓艾的话说：“昔破黄巾，因为屯田”。还是曹操自己发布的命令中说得坦白，邓艾就说得含蓄些，及至《晋书·食货志》说：“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祇，建置屯田议”。在“破黄巾”与屯田二者间，插入了军食不足一事，作为屯田之因，这也不错，但却掩盖了“破黄巾”和屯田的直接联系，这或者是后人的隐讳。不及曹操自己说得直率，是在镇压黄巾军得其“资业”，用来屯田的。这些“资业”除黄巾“降卒三十余万”外，还有“男女百余万口”，可能还有一些牛、马和农具吧！

　　可否这样说：在急需解决粮食问题的迫切要求下，得到黄巾军的“资业”，于是，继承发展汉代的屯田，自边境到内地，从而大兴屯田。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建置屯田，“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屯田除解决军粮这一问题外，用黄巾军投降的男女及“资业”，屯垦官、荒田地，以及募民屯种，都是把流移反抗的人民编制到土地上，从事农业，使土地和劳动人手结合起来，既解决了流民与荒地的问题，也安定了社会，缓和了阶级矛盾，调整了生产关系。所以，这时所推行的屯田，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