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松堂的一次冒然造访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句话大约可以概括冯友兰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这“三史”、“六书”早已读过，对芝生先生的学识、学品、学风都敬佩不已，可惜一直遗憾无缘到三松堂一观。

　　前日与好友吴威饮酒聊天，不知谁提了一句北大的未名湖，我说有机会去看一看。吴威道，“何必等有机会，明日就去北京，如何？”于是两人开始安排，第二日竟然成行。今日到北京后，我们到住处吃过午饭便直奔北大。也许未名湖已经成了北大的代名词，但提到北大，最令我向往的地方还是三松堂。

　　在北大我们看了未名湖、博雅塔，但却丝毫不见三松堂的踪影。问了不少人，也无人知道三松堂在何处。于是我们见到院子就数里面的松树，觉得如果是三棵的话就八九不离十了。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如果照这样找法，我们恐怕永远也找不着三松堂。问人问不到，自己找也找不到，我们决定只好去哲学系问问，他们总该知道了吧。找了一个人问出哲学系的所在，我随口问了一句三松堂在何处，意外的是他指了指前面说，“穿过这片树林就是燕南园，三松堂就在里面。”我们按他的说法进了燕南园，又费了些周折还是没找到。我决定到最里面一户人家问一问。我走进院子，按下门铃。开门的是一位长者，须发皆白。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打听三松堂在何处。这位长者顿了一顿说，“那你就在这院子里看看吧。”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已经身处三松堂之中了，而这里还在住人，并未象我想象的那样成为冯友兰故居。我忙问那位长者，“您是芝生先生的亲属？”他点了点头。“请问先生贵姓？”我接着问。“我姓蔡。”他答道。原来这位长者就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婿蔡仲德先生。我说，“我们是南大的，对芝生先生非常仰慕，希望可以进屋看看。”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这时，在屋里的宗璞先生看见了我，问道，“是哲学系的吗？”我猜想可能以往来三松堂的人多数是搞哲学的。“不是，我是法律系的，我的朋友是新闻系的。不过我很想考哲学系的研究生。”我答道。蔡仲德先生和宗璞先生商量了几句后引我们进入了一条过道。过道一侧放了许多书籍，多数是一些古籍。过道并不很长，但却把我的思绪带入了书本中对冯友兰先生一生的描述中。不过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使我觉得这些描述正真实的存在于我的身边。我仿佛正伴随着芝生先生来往于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之间。这时一声猫叫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我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只白猫，也许是怕见生人，它冲我们叫了一声后跑开了。这时我们进入了一间房间，蔡先生对我们说为了纪念，这间屋子一直保持着芝生先生在世时的样子。屋子的四周有许多书，靠墙放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想必就是当年芝生先生工作的地方。屋子的另一侧墙上挂有冯友兰先生和他夫人任载坤女士的照片。中堂是先生亲自书写的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用冯先生自己的话讲，这幅对联上联是他学术上的追求，下联是他精神境界上的追求。现在看来，我认为冯先生这两点都做到了。这时我看见屋中放有几箱《三松堂全集》，便对蔡仲德先生说，“以前全集中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现在已有单行本了。”蔡先生说，“这是新版的全集，已经补上这一册了。”（按：冯友兰先生以九十五岁高龄完成“新编”第七册的写作，书中有许多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冲突，成书后就有人说这书恐怕不易出版。冯先生便以王船山自比，说“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认为即使不易出版，也要依自己的见解写，绝不依傍别人。可见冯先生此时真是已经到了“天地境界”了。）这时宗璞先生开始叫蔡先生，蔡先生说夫人身体不适，不便久留我们。于是我们在蔡先生允许之下照了几张照片便出了屋子。蔡先生将我们送到院子里，对我们说院子里的一棵小松树已经枯死了，只剩两棵较大的松树了。他让我们自己在院子里看看，说完就和我们道别进屋了。

　　我们又在院子里看了看，最后在院里和门口照了几张照片才离开了三松堂——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的地方。

　　　　　　　　　　　　　　　　　　　　　　　　　　子秋

　　　　　　　　　　　　　　　　　　　2001年6月23日夜记于北京闵庄